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张军扩:一是在科技创新的体制环境建设上,要处理好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与优化科学发展大环境的关系。
十八大以来,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实施了一系列支持和鼓励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科技人员的改革和政策举措,大大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活力,为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但与科技自立自强的要求相比,科技管理体制和科学发展大环境仍有待进一步优化和完善。随着我国科技创新从技术追赶逐步转向前沿技术创新,科研的不确定性增加,传统的强调计划、时间控制、过程控制、结果控制的线性管理方式已经很难适应前沿创新和基础研究的规律和特点,弊端和不足越来越凸显。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现行的制度和政策设计对创新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考虑不足,容错性和容败性不够,容易导致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不愿意从事风险较高的创新活动,从而不利于产生原始性、颠覆性的创新成果。
二是在科技创新资金投入上,要处理好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政府财政投入与社会多元投入的关系。
基础研究是重大技术创新的源头。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提高科技自立自强能力,除了继续攻克未掌握的成熟技术、应用性技术以外,还必须以更大的力气在更多前沿技术和基础研究方面实现并跑甚至领跑。
“十三五”以来,我国R&D支出快速增长,总量已居世界第二,R&D强度也超过欧盟平均水平。但基础研究投入不足是一个明显短板,2018年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基础研究支出/GDP)仅为0.12%,远低于主要创新国家0.4%-0.7%的水平。我国基础研究强度过低的主要原因是投入来源相对单一。研究发现,主要创新型国家均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企业、高校、非营利机构为补充的多元化基础研究投入格局。而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不仅以政府为主,而且中央财政占绝对大头。因此,今后需要在继续加大财政投入的同时,通过适当的引导和鼓励,撬动更多社会资金支持基础研究。
三是在科技攻关的模式上,要处理好新型举国体制与创新生态系统的关系,充分利用好市场力量。
当前,我们亟需在重大核心科技领域加强攻关、实现突破,因此要发挥好新型举国体制的作用。不过,从中长期来看,更加艰巨的任务是建设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让更多前沿技术从中源源不断涌现出来。应该看到,与几十年前相比,我国企业所积累的创新资源与能力已今非昔比。在民用领域,我国已经产生了一批技术积累深厚,创新能力强的大型民营企业。构建新型举国体制,促进科技自立自强,需要在发挥好传统优势的同时,充分利用好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企业力量、市场力量、社会力量,形成合力。
四是要处理好自主安全与开放合作的关系,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加强开放创新。
自主创新意味着我们需要掌握科技发展和创新应用的主动权、主导权,不断推动和加强前沿科技领域的自主知识产权布局。但自主创新和集中攻关绝不等于关起门来搞创新。历史经验已经充分说明,封闭是绝没有出路的。尽管我们面临个别国家的科技遏制和打压,但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开放创新之路,尤其是在一些关键制度上扩大开放力度。同时,要积极推进国内外人才、技术和科技计划等各方面合作交流,充分利用全球高端创新要素提高我国科技创新能力。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只要本着合作共赢的理念,就不难看到,中国提高科技自立自强能力的努力,对于国际科技界、企业界、科技人才等来讲,都会带来重大发展机遇。国际企业、研究机构不仅有机会参与中国重大研发项目,也有机会分享研发成果,共同开发中国市场,共同求得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