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把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十个明确”中的重要内容，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历史逻辑是我们探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历史的一个视角。回顾我国经济发展格局的历史演化，从历史脉络中梳理出经济循环的宏观运行机制，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认识，为广东打造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提供现实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格局的历史变迁
新中国成立后，党在领导人民开展建设、改革和奋进新时代的伟大事业中，根据不同阶段经济发展的要素禀赋和规模不同，不断调整经济内外循环的比例，形成了适应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发展格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大致经历了从“相对单一的内循环”转向“内循环为主与极其有限的外循环并存”的发展阶段，从“以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转向“以外循环为主内循环为辅的全面开放”的发展阶段，从“内循环和外循环并列”转向“以内循环为主的高水平制度开放”的发展阶段。
1949年至1978年，我国经济循环体系逐步从“相对单一的内循环主导”转向“内循环为主与极其有限的国际循环并存”。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发展主要是学习苏联模式。随着苏联对我国援建“156项目”、中央顺利实施3个五年计划以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探索，我国建立了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20世纪60年代，中央作出加快“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将经济建设的重点从东部沿海转移向经济基础薄弱、交通不便、现代化工业稀少的西部地区，由此形成了政府为主导、以内循环工业化为主的经济循环体系。1971年，随着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和中美关系正常化，一个遍及世界各大洲的与中国建交的高潮出现了。1973年1月，国家计委向国务院建议“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四三方案”的引进工程，该方案是对原有的“三线建设”经济格局的调整，外循环初步出现。1972年以前的单一内循环工业化忽视了沿海地区的发展，导致产业结构比例失调，压抑了国民收入和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1972年后，因实行集外贸经营与管理为一体、政企不分、统负盈亏的外贸体制，外贸发展水平低下，外循环极其有限。1978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仅排在世界第29位，对外经济依存度仅为9.74%。
1978年至2006年，我国经济循环体系逐步从“以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转向“以外循环为主内循环为辅的全面开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决定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一大二公”的单一所有制结构进行改革，将以内循环为主导的模式转向“内外互动”的经济发展格局。经济体制改革是推进改革开放的关键环节。在农村，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的释放，城市工业化获得了充裕的剩余劳动力和物质支撑。1983年中央1号文件和1984年中央1号、4号文件，提出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于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1989年，乡镇企业总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比重上升到60%。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促使“城乡内循环良性互动”发展格局得以形成。随着经济特区、沿海城市的开放、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设立以及外贸经营权的下放，我国有效嵌入了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形成了资源市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格局，沿海地区成为“世界工厂”。1988年2月，党中央作出沿海地区实施“国际大循环”战略部署。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精辟地阐述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为党的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奠定了基调。随后，我国成功应对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融入经济全球化中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2001年后，中国进出口总额以每年3000亿美元以上的数量增长。世纪之交中央提出实施对外开放“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到2006年，我国进出口贸易依存度从1978年的9.7%上升到64%以上，中国出口额占全球比重跃居世界第三位，外循环在经济发展格局中占主导。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使我国实现了飞速发展，但也导致了国民经济高度依赖外部，发展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不足。
2006年至2021年，我国经济循环体系逐步从“内循环和外循环并列”转向“以内循环为主的高水平制度开放”。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生产模式已难以为继。党的“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更加突出“内需”带动经济循环的作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将单一的国际大循环格局的弊端进一步暴露。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央出台了“四万亿”财政投资计划，以扩大内需转向国内循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对国内产能严重过剩和金融杠杆率持续高位运行，中央实施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真正启动内需、实现高质量发展寻求新路径。与此同时，中央在经济发展的生产端和消费端不断推出重大战略，先后实施了“一带一路”倡议、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等，极大地消化了国内过剩产能，促进了国内供需平衡。这一时期，我国外贸依存度大幅下降，从2006年的64.2%下降到2019年的31.9%，但依然高于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20%，经济抗风险的韧性不足。2020年5月14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逆全球化思潮的盛行以及国内消费不足的严峻形势，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提出要构建新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全面部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再次对构建发展格局进行了确认。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国际“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格局深度演变的必然要求。从需求潜力来看，中国拥有中等收入群体4亿人，至2021年，消费已连续8年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从供给能力来看，我国拥有1.5亿户市场主体，有完整的产业体系、强大科技实力以及持续提升的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因此，我们有条件发挥好大国经济纵深广阔的规模集聚优势，高水平地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对广东打造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的现实启示
通过对我国经济循环体系历史演化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经济社会涉及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四个环节，只有各环节有效畅通，整个国民经济才能有序运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格局的变迁就是一个不断解决生产到消费的堵点难点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以发展重工业为主要模式，导致生产结构和产业布局不合理。“三线建设”出于国防考虑，将企业开设在“靠山、分散、隐蔽”的地方，导致流通不畅。改革开放初期实行的“城乡循环”互动，因落后的基础设施，导致流通成本增加。改革开放后一度采取的以农补工、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导致人民收入提高缓慢，消费对经济拉动力不足。新时代以来，通过扩大内需和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我国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为融入全球市场竞争提供了主要支撑；但高房价、高物价抑制了消费水平，造成了内需周期性疲软。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东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个主战场中选准自己的定位。作为经济第一大省，广东作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双循环”的交汇点，具有链接世界、辐射内陆的独特优势，肩负“双区”和横琴、前海两个合作区建设等特殊使命，必须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独特作用，扎实打造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要立足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打通各个环节，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在生产环节，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突出产业政策的引导作用，通过科技自立自强不断强化“生产”的供给功能。创新既是刺激消费、让消费升级的第一拉动力，也是构建新的区域性产业优势的胜负手和穿透循环堵点的关键一环。要积极探索新型举国科技体制“广东路径”，推进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加快鹏城国家实验室、广州国家实验室等10家国家级、省级实验室建设，加快东莞散裂中子源二期、先进阿妙激光等世界一流重大科技装置建设，力争催生更多“从0到1”的重大原始创新；深入实施“广东强芯”行动，加快在集成电路、工业软件、高端设备等领域解决“卡脖子”问题；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构建龙头企业牵头的创新联合体，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以技术创新推动产业技术变革，推动广东现有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实现根本性转变。同时，强化制造业立省，做大做强20个战略性产业集群，培育壮大一批根植性强的“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推动广东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另外，要强化营商环境建设，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数字政府建设、国际通行规则衔接，营造促进各类市场主体竞相发展的良好环境，增强产业链集聚优势，让广东成为国内外创新要素集聚的窗口。
在分配环节，实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统筹推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在推进共同富裕中不断凸显“分配”的撬动功能。要有效地推动双循环，就必须实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动区域城乡协调发展。一是实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落实好中央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发挥好税收调节、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作用，完善“6·30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千企帮千镇、万企兴万村”等机制，积极培育慈善组织；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二是大力推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推动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用好“双核+双副中心”“湾+带”新一轮广东省内对口帮扶，推广深汕特别合作区，广清特别合作区等“飞地经济”模式，推动各功能区深化产业统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落实好“驻镇帮镇扶村”工作机制，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增收，着力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这个难题。三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用好“小切口大变化”民生实事办理制度，完善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保障体系，让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人民群众。
在流通环节，发挥枢纽辐射带动作用，发展现代供应链，在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不断加强“流通”的联通功能。一要加快建设畅通便捷的现代物流体系。推进“轨道上的大湾区”建设，优化陆海空等物流体系，加快推进国家物流枢纽、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广东供销冷链物流网建设，有力服务内外循环畅通。二要创新供应链的发展。加快推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与供应链的有效融合，鼓励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体系，促进广东过剩产能“走出去”，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要提升服务便利化水平。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投资、生产、服务等网络的流通，构建以供应链、产业链、金融链为基础的经济生态圈。
在消费环节，充分把握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机遇，有效激发内需潜力，在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中不断拓展“消费”的支撑功能。扩大内需是激发国内循环潜力、积蓄发展动能的必然选择。一是牢牢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坚持以产业投资拓展内需，下大气力推进惠及民生的基础工程、新基建等项目落地；推动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汕潮揭、湛茂都市圈的基础设施建设。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稳步提升人民的消费能力。二是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大力改善投资环境，建立统一规范公平的对外资对等开放制度。实施“粤贸全国”“粤贸全球”计划,加大力度开拓国内市场，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三是支持广州、深圳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国内供给结构一时难以跟上居民消费升级的步伐，这就要求我们适度扩大优质消费品的进口，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广州要抓住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契机，进一步增强广州交易服务平台、消费商圈、展览展示、数字消费对全国的辐射带动能力，协同打造大湾区国际消费枢纽，打通经济循环堵点。深圳要围绕建设全球重要商贸中心战略定位，打造多元多层次消费新场景，激发消费新热点。
（作者：陈雷刚，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处处长、广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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