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大力抓好农业生产，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完善和强化农业支持政策，持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促进农业丰收、农民增收”。这为我国今年的“三农”工作明确了方向。从系统性和中长期视角来看，实现农业现代化、乡村振兴、农民富裕将成为中国经济大循环的关键支撑。
中国经济大循环中的四对矛盾
随着国际局势的波谲云诡和国内经济增速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形成稳健和可持续的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十分关键和紧迫。从目前态势来看，存在着四对影响经济良性循环的矛盾：
农产品进口依赖与国际市场波动。当前我国粮食、肉类等农产品大规模依赖进口，而国际市场价格的不稳定加大农产品供应的成本和不确定性，从而影响整个粮食安全和国家安全体系。
整体消费饱和与农民消费不足。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我国工业基础设施和城市居民生活耐用品的消费需求已基本饱和，但与之相对应的是，农村居民消费能力远远不足。从目前的城乡居民工业耐用品消费水平的对比情况来看，2020年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汽车、微波炉、空调、热水器、油烟机和计算机等的拥有量分别为26．4辆、19．7台、73．8台、76．2台、30．9台和28．3台，分别为城市居民的58．79％、34．87％、49．33％、75．67％、37．41％和38．82％。由此可见，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远未得到满足，仍有数量庞大的农村居民尚未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生活标准，这与我国整体工业制造业强国的现实并不匹配，而这一现象背后更多的是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不高和增长持续性不足。
技术进步需求与劳动替代加剧。从中国整体经济循环的产业布局来看，技术密集型产业是提升我国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但如果劳动力素质提升滞后，则技术进步又会产生对低收入者的大规模劳动替代效应。当前我国在高科技行业仍存在着难题，而这些难题的攻克以及人工智能产业的蓬勃发展将会导致对工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相关从业者的显著替代效应，而且这种替代效应往往具有普及快、冲击强和长期性的特征。这一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事实上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培育周期的不匹配。由于发展中国家早期技术进步主要来自外资投资所产生的外溢效应，后发优势虽然缩短了技术赶超周期，但给人力资本培育留下的回旋余地不足。在这一逻辑下，就需要从尚未发展起来的农村和农业地区为农民和农民工寻求新的稳定的就业机会，从而为技术发展提供缓冲周期。
生产要素的城乡错配。从当前城乡要素配置看，城市资本、技术和劳动力要素十分密集，但土地要素稀缺，而农村则仅有土地和劳动力要素，资本和技术要素的稀缺使得农村经济难以充分发挥要素协调组合效应。但从要素投入效益看，城市虽然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都远高于农村，但规模越大、越发达的城市资源稀缺性就越显著，易导致企业收益极化和竞争性资源浪费。换言之，城市经济已成一片红海，而农村经济仍然是一片蓝海，这就产生了城市与乡村在资源配置与市场占有的矛盾。
制约经济繁荣的关键短板
从当前中国经济循环的四大矛盾来看，无一不与“三农”问题息息相关，可以说农业现代化水平不高、农村空心化现象和农民收入较低是制约中国经济循环繁荣和稳定发展的关键短板。
农业现代化水平有待提升。当前我国农业产业劳动生产率较低。从国内产业间对比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数据，我国农业劳动力生产率仅为44047．92元／人，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则分别高达178045．03元／人和154156．76元／人，而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主要原因在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受阻，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比重高达23．59％。根据世界银行数据，除中国外的其他中高等收入国家该指标平均水平仅为17．31％，若按照这一水平计算，则农业劳动生产率将达到60053．43元／人。从高收入国家的情况来看，其农业劳动力占比的平均水平仅为2．75％。这既体现出我国比起高收入国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还有不足，但同时也体现出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将为我国开拓出更多经济增长的空间与可能。另外，从粮食的现实收益来看，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过多，我国许多农村并未实现农业的规模化和机械化生产，而实现规模生产的粮食公司也时常由于利润难以覆盖组织成本而面临亏损。
部分乡村社会存在空心化现象。从大多数乡村社会的现实来看，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虽然有很大一批乡村依托自然风光或资本运作而实现了旅游民宿和乡村文化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但这种模式受到市场需求、资源禀赋和资本门槛等因素的限制而难以在全国所有区域推广。一些农村由于劳动力外流和缺乏支柱产业，出现空心化。在这种情况下，依托外出务工实现脱贫的农民工，在受到就业冲击后，有可能因回乡后缺乏就业机会而出现返贫。乡村有待充分发挥对技术进步所引发的劳动替代的兜底效应。
农民消费能力有待充分培育。农民消费能力依托其收入来支撑，而当前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整体水平较低且收入来源较为单一。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31元，仅为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9．08％，而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为419元，仅占总收入水平的2．45％，而城市居民这一占比达到10．56％，部分发达国家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占比更是达到40％之多。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财产性收入占比的合理性将愈发重要。另外，从农民工的家庭收入结构来看，家庭收入来源仅依靠单一劳动力的体力劳动收入的情况仍然普遍存在。根据我们对北京城市相对贫困的调研情况，新一代农民工就业往往集中在外卖、快递和网约车等平台经济模式，而这类就业存在社保缴纳不规范、就业主要依靠简单体力劳动、收入随年龄增长而下滑等问题，这将导致农民工家庭面临着支出不断增加但收入水平和稳定性不断下降的潜在风险。
构建以农业为核心的农村产业链
从国内外宏观形势来看，中国的不断发展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不稳定性日趋增加，而国内实现高质量发展转型和挖掘新增长动能的需求也日益紧迫。在这一背景下，“三农”的良性发展将为形成稳健、均衡和可持续发展的国民经济大循环提供安全保障、消费支撑、就业兜底和配置优化。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进行全国综合性土地整治与规划，拓宽可利用耕地空间，形成新的农业生产模块。应当利用卫星测绘等技术对我国进行全国性综合土地整治，首先应筛选出闲置土地并进行回收和重整；其次，对因干旱等原因未得到充分利用的耕地进行集中整治和恢复；最为关键的是，需依托当前土壤改良技术不断成熟的现实，对可改良为耕地的盐碱地、干旱地等进行识别，并利用相关技术将其变成可利用耕地。这一系列的土壤综合整治与规划将大大拓宽我国可利用土地的面积和生产效率，从而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更为充足的土地要素投入。
第二，构建以农业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链。农村支柱产业还是应当以农业现代化为主体，尤其是应当形成以农业为起点的多产业融合链条，从而提升最终产品附加值。目前来看，我国进口农产品中大豆等动物饲料作物规模尤为庞大。因此，农业现代化产业链的发展应通过农作物种植、生产动物饲料，并通过与工业产业的融合形成相关产品。例如，通过秸秆等发酵生产青储饲料和酒精类产品等，提升产品附加值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第三，优先引导人才和技术入村，形成推广性强的乡村建设模式。当前技术和资本要素难以入村的关键原因在于乡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和农户及其土地的分散。解决这一问题，应充分发挥农业生产、乡村建设等方面的人才在吸引与粘合技术和资本要素中的牵引效应，并充分发挥村集体与合作社等组织与农户的沟通与联合能力。实现人才所带来的技术、资本与土地规模化的合作社及村集体的复合性合作，减少人才与农户的直接沟通成本，从而形成极具可推广性的乡村建设模式，为乡村发展赋能。
第四，优化农民和农民工的收入结构，增强农民家庭的经济韧性。农民和农民工收入结构优化的关键是增加其家庭收入来源的种类并保障收入的稳定性和持续性。首先是增加其财产性收入来源，而目前农民和农民工的主要财产就是其拥有的农村土地，可通过土地入股等形式享有分红等收入，将难以变现的土地价值变成持续的财产性收入来源。其次，应注重农民和农民工劳动与职业技能的培育，对于返乡或在乡农民而言，可将其纳入到农业现代化产业链中，既获得土地入股收入，同时也成为产业链中的职业工人，获取工资性收入并积累生产经验与能力；而对于城市就业的农民工，则应规范用人单位的社保缴纳，区分灵活用工与全职就业，同时通过工会和其他NGO组织提升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和再就业能力。
（解安，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侯启缘，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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