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近年来中国出现了许多新的就业形态和新的职业，这些新就业形态和新职业，为两亿灵活就业者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提供了工作机会。可以说平台经济发展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革。
平台经济下就业的转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平台经济的发展使得许多工作发生了由线下到线上的转变。“零工经济”早已有之，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平台的崛起，便利了劳动力要素供求双方的信息搜寻和匹配，使得近年来的零工就业呈现出两种主要形式——“在线劳动力市场”和“基于应用程序的按需工作”。前者主要是通过互联网平台在全球范围内匹配组织与个人进而提供远程服务，其更多地适用于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如众包程序员、直播带货员、在线咨询人员等，这类工作的各个环节，包括实际的工作任务在内，一般都在线上展开。而后者主要是通过即时匹配本地范围内的供给与需求而产生，其创造的就业多属于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常见工作包括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代驾司机等。这类用工的实际工作任务在线下完成，但劳动的供需匹配、工资结付、评价监管等环节在线上完成。
第二，平台经济的发展使得许多劳动者从固定工作转向灵活择业。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工人正在摆脱企业里的全职工作，将目光投向零工经济。在中国，关于年轻人离开大工厂投入零工的报道也层出不穷。互联网平台利用大数据和算法优势，在劳动供需匹配和工作任务分配方面体现出极高的效率，无疑是促进这种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以网约车司机和外卖骑手为例，其工作任务基于平台订单而产生，每一个订单的完成都类似于一条虚拟的生产线，使得劳动者能够脱离传统僵化的生产线工作，转而以比较灵活的方式获得收入。工作时间和工作时长方面的灵活性，满足了相当一部分劳动者，尤其是年轻人的择业需求，这是基于平台的零工工作迅猛发展的重要原因。
第三，平台经济的发展使得劳动者从单一职业向多元就业转变。零工从业者可以自主决定在哪个平台工作，也可以更为具体地决定在哪个时间段为哪个平台工作多长时间，使得一人从事多种职业、为多个平台工作成为一种新趋势。多元就业大致分为如下几种形式：一种是向多个平台提供同一种工作内容的多元就业，例如某外卖骑手可以在多个平台提供送餐服务；另一种是向单个或多个平台提供不同工作内容的多元就业，例如某网约车司机可能同时为电商平台销售货物；还有一种表现为在传统行业拥有一份工作，然后利用工作外的时间为平台工作，例如在某公司上班的白领在上下班途中开顺风车获取收入。这种情况下，往往难以区分多元就业中的哪种职业是劳动者的主要职业；要想划分主要工作与兼职工作，需要参考主要收入来源、工作时长分布，以及劳动关系等多方面的特征。
第四，平台经济的发展，也改变了创业决策。基于平台的零工工作，其性质介于传统的雇员工作和自雇创业之间，平台经济在改变传统雇员工作的同时，也对另一端的自雇创业决策产生了影响。一方面，零工工作能够给从业者带来更高的灵活性和自主权，有利于他们主动寻求包括创业在内的其他发展机会；同时，零工工作能够提供收入安全网，可以平滑创业带来的收入波动风险，也有助于创业。另一方面，零工工作可以成为吸纳以低学历、低技能为主要特征的新生代工人就业的蓄水池，为失业人群提供就业机会，这可能减少“生存驱动型”或自我雇佣型的低质量创业活动。由于打零工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看作是“平台依赖型”创业者，这就使得以往的创业定义不再适用。总之，就业和创业的图谱大大拓展，劳动者的选择变得多元化。
就业发生转变的同时，也意味着劳资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基于平台的零工就业中，劳动者与平台之间的关系，与传统的“雇员－雇主”关系很不一样。有的劳动者仅为一家平台工作，有的则同时在多家平台注册；有的劳动者提供长期稳定的网约服务，有的则只是提供临时服务；有的劳动者为全职，有的则只是兼职劳动；有的劳动者只提供一种网约服务，有的则同时提供多种服务。与传统的“雇员－雇主”模式相比，零工就业者与平台之间的从属性大大降低，但又还没达到自雇创业者所具有的独立性。
要理解平台经济下劳资关系发生的变化，需要从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谈起。其原因在于，劳动力和资本都是生产要素，劳资关系实际上是生产要素的组织形式的外在表现。自经济学家科斯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提出公司理论以来，一种被广为接受的看法认为，相对于从市场上采购而言，由企业组织生产可以节约交易费用，而企业的边界取决于企业内的组织成本与市场上交易费用之间的权衡。尽管大企业一般而言层级复杂、组织成本高昂，但通过在企业内部完成各种生产环节，可以避免从市场采购原材料以及将生产步骤外包所面临的众多不确定性，从而能够提高生产效率。
正因为在节约交易费用方面的优势，大企业一度成为工业时代前沿科技产品的主要生产方式。这期间，涌现了以福特、波音、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等为代表的大型企业，不少行业都出现了上下游之间纵向一体化的趋势。而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市场里各经济主体之间的沟通协调变得更加容易，交易费用呈现下降的趋势，许多商品的生产过程被分解，服务供应过程被分包，引发了生产活动去公司化、去组织化的趋势。与此同时，政府对大企业的管制、高昂的税费负担，以及大企业复杂的科层结构所伴随的组织僵化等原因，也促使许多企业选择“瘦身”，一方面裁减非必需人员，进行扁平化改革，另一方面纷纷将非核心工序外包。大型汽车厂商的全球布局和本地化生产、IBM从硬件企业向云计算服务公司的转型、以深圳华强北市场的兴起为标志的消费电子产品的集群生产模式，都是企业边界变化的例子。
以餐饮外卖行业为例，由于需求存在比较明显的季节和时点波动，加上配送路线随机化等原因，维持固定的配送运力对餐饮企业来说并不经济，因此外包的需求一直存在。互联网平台的出现，通过大数据和算法优势，大大提升了派单效率，深刻改造了餐饮外卖行业。如果进一步考虑广告宣传、预订等步骤，可以发现，餐饮外卖中所包含的不同工序和服务其实是由餐馆、食材供应商、商场、外卖平台、骑手等分别承担的。就其中的配送环节而言，涉及到的订单采集、任务分配、实际执行、客服配套等各种任务，以及对骑手这一劳动要素的管理，也被分解和组合，并分别由外卖平台、劳务外包公司以及骑手承担。这种生产和服务中工序的分解和外包，固然有控制用工成本与转移用工风险的原因，但本质上是由数字技术的进步所驱动的，是组织结构面对技术进步做出的调整。
总之，平台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工作任务的重新组合、分解和外包，成为提高效率、满足多样化新需求的必要手段，也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平台企业在这种变革中应运而生，利用数字技术推动组织形式的创新，改造了传统行业、创造了新需求，也赚取了不薄的收益。这种由技术进步导致的生产组织形式的变革，相应引发了劳资关系的变化，使得传统的“雇主—雇员”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被自雇的独立承包商以及处于传统的雇员工作和独立承包商之间的零工所取代。劳资关系的变化伴随就业转变而发生，对包括劳动保障在内的公共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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