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以“2020小康元年”为主题的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在清华大学召开,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出席并演讲。他认为对于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减税降费是一个缓解的措施,但最根本的办法还得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去解决问题。
2019年减税降费两万多亿,预期是两万亿,实际上远超两万亿,这个数字马上会公布。这个力度前所未有,为什么现在大家的感受好像还不是那么强烈?那就说明现在中国的经济,各个行业、企业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遇到了比较大的困难。或者说企业的这种成本的上升,可能快于减税降费带来的支撑。
转型升级过程本身就带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再加上中美贸易关系带来的不确定性——内外不确定性的叠加,实际上就变成了风险,风险就变成了企业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减税降费对企业来说,就无法完全解决企业的问题。
减税降费是一个缓解的措施,但最根本的办法还得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去解决问题。李稻葵教授现在是新开发银行的首席,他说需求侧不是短期需求,要转向长期需求,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要扩大,要实现倍增,我认为要从“十四五”规划这个目标的角度来考虑。以前我们考虑五年规划,都要考虑GDP增速,马上在编制“十四五”规划,应当考虑居民收入的增速跟全体老百姓的预期。这里面特别要强调中等收入规模群体要扩大。如果老百姓在这方面的预期不清晰,大家可能信心就会不足。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从长期来看,这个收入来自哪?其实来自于整个经济的发展。供给与需求是循环的,短期内可以脱节,也允许脱节,但长期一定是循环的。从供给与需求循环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既有购买力不足的问题,也有我们的供给质量跟不上消费的升级,消费升级对高品质消费的需求,已经扩大了。供给和需求之间形成正反馈,经济就会增长,整个经济下行的状况就会得到遏制。
当前来看,经济为什么下行?我认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供给响应机制出现了钝化。消费升级了,但供给跟不上。我们的品牌、质量、种类、服务这方面,尤其跟不上。为什么跟不上?这里面既有市场竞争不公平带来的问题,还有政府管理没跟上的问题。新的需求出来了,新的产品也有了,但相应的标准要及时出来。要不然,生产的这些东西、或者提供的服务,老百姓心里就没底。所以,要研究政府管理怎么样去为供给创造条件。
还有,新的供给、高质量的供给一定要创新,创新意味着知识产权的保护非常重要。过去模仿惯了,你的创新刚出来,另一家企业立马把东西生产出来,创新的企业可能就挣不到钱,这种情况下谁还愿意去创新呢?这么一来,大家都搞短平快,都是提供中低档的商品和服务。高品质的东西,是需要时间、需要成本的,而恰恰现在我们经济又遇到了困难,内外过程不确定性叠加在一起,创新就尤其艰难。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速就出现了下行。
现在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供给响应的机制出了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要翻倍,是很难的。收入从哪里来?我们从分配的角度去做文章,把高收入拉低,让大家变成中等收入,这种思路恐怕行不通。要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努力,人人共享,从而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成倍的扩增。
机会要均等,首先缩小能力的差距,机会不公平,结果就不公平,中等收入的群体就没法扩大,所以首先是机会公平。缩小能力鸿沟,加大职业教育等。现在讲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一切围绕着人的全面的发展,劳动力、人口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也是人的能力增强的过程。教育、健康、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在经济学的框架里面就是一个消费的概念。消费都转化为人力资本,恰恰在这一方面,财政大有可为。